就在警方调查全先生的人际关系时，他身边的同事向警方提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全先生的初恋情人尹女士。全先生和尹女士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相恋，两个人交往了很多年，拥有很深的感情基础。

就像世间一切无疾而终的感情一样，这两个人的婚事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俩究竟有没有因此抗争过，但最终他们俩还是没能走到一起。

两人分手后没多久，伤心欲绝的尹女士很快就找了另一个男性，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闪婚。知道这个消息的全先生非常痛苦，他始终无法接受自己心爱的女人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

然而一个半月后尹女士的丈夫发现了她与全先生还在藕断丝连，一怒之下选择与尹女士闪离。短短一个月不到尹女士就经历了结婚到离异的大起大落，她的精神状态开始变得有些波动，可是全先生并没有因此挺身而出守护自己的爱人。

正当尹女士与前夫在法院为自己失败的婚姻争吵不休的时候，全先生却玩了一出“消失的爱人”的把戏，不但不接尹女士的电话，甚至连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找不到他的人，逃避现实整整一年之久。这么看来这位全先生还真有一言不合就玩失踪的前科。

尹女士离婚两年以后，她遇到了现任的丈夫，结婚之后两个人离开了韩国移民挪威。差不多同一时刻全先生也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崔小姐，两个人从相恋到结婚一切都看起来很顺利。你已嫁我已娶，本来这段曲折的感情故事应当迎来一个属于它的结局，可是全先生和尹女士偏偏不愿消停，两个人不知怎的又搭在了一起。

根据与全先生共同经营饭店的合伙人所说，全先生手中还有第二部手机，专门用来于尹女士联系，两个人打电话经常一打就是几个小时。

然而2015年，就在尹女士移民挪威以后没多久，她与第二任丈夫生育的女儿因病去世了。这让原本就很脆弱的尹女士变得狂躁和神经质。

根据全先生和崔小姐身边的同事朋友的证词，尹女士把女儿的死归结于全先生，声称“我的生活被你给毁掉了，我的女儿也是因为你而死的”;并且要求全先生提供巨额的金钱赔偿，好让她在国外找到人体冷冻机构将女儿的遗体保存起来，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让她复活。

全先生的合伙人告诉记者尹女士一直对女儿的事情耿耿于怀，常常以此事为由头责怪全先生

除了在电话里指责和抱怨全先生，这位尹女士还在崔小姐结婚一个月前疯狂打电话骚扰她，并扬言“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们的婚姻，你要是敢和他结婚我会毁掉你们的一切，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类似的骚扰电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导致崔小姐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不得不服用大量的精神安定药物来控制病情。

尹女士的这一番折腾不但让崔小姐疲于奔命，也让全先生对她所剩不多的感情差不多也消磨殆尽。根据全先生周围同事的证言，在全先生与崔小姐结婚以后，他与尹女士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了，两个人的电话联系也基本上都是尹女士的骚扰和谩骂为主。

从这些偏激的表现可以看到，尹女士此时的精神状态已经极不稳定，只是因为她人还远在国外，暂时也不会对全先生的生活造成什么威胁。

崔小姐的朋友表示她在结婚前多次受到尹女士的电话骚扰，以至于不得不更换手机号码

可是当警方开始调查起尹女士的行踪时，一个细思极恐的巧合浮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由于尹女士远在挪威，警方只能先调查她在韩国的行踪，结果发现她在2016年5月5日的时候回到了韩国，后来面对警方的询问尹女士声称自己此行只是为了悼念夭折的女儿而已。但是尹女士回来的时候却是独自一人，她的现任丈夫是在她回国一个多礼拜5月14日才随后到来的。

而且她在回国以前向她的母亲索要了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万不到)，表示她将用这笔钱去非洲旅游。

警方继续调查发现，尹女士在韩国逗留的这段时间里行为非常诡异，她没有选择回家，也没有住进酒店，而是住进了桑拿房或者汽车旅馆(这些地方通常不会盘查住客证件)，与韩国国内的所有亲朋好友都没有联系。

此外她也没有在韩国境内留下任何消费记录，购物吃饭统统用的现金，从来没刷过信用卡。韩国的金融行业十分发达，信用卡的普及程度比国内的手机支付还高，完全只靠现金生活很明显是带着隐去行踪的目的在里面的。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了一个巧合：尹女士选择回国的时间点，恰好是崔小姐公布自己怀孕没几天。由于结婚的时候发生了许多风波，崔小姐并没有将这件喜事大张锣鼓向世界宣告，而是在5月初的时候告知了自己身边比较亲近的几个同事和朋友。

而且，就在全先生和崔小姐失踪后没几天，6月7日的时候尹女士和她的丈夫比原计划提早了十几天离开了韩国回去挪威。简单概括就是：尹女士在崔小姐公布怀孕以后回到了韩国，在独自一人逗留的一个礼拜时间里隐姓埋名，当权氏夫妇离奇失踪之后她又提前离开了韩国。

尹氏夫妇原计划6月20日回挪威，实际上7日就离开了韩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尹女士虽然还不能称作嫌疑犯人，但对于权氏夫妇的去向她肯定是心里有数的。警方立即将尹女士列为本起失踪案的重要证人，多次与挪威方面联络希望能传唤她回国作证，然而尹女士每一次都拒绝了韩国警方的传唤，对全先生夫妻的死活毫不关心。2016年8月，尹女士在挪威聘请了专门的律师来应对警察向挪威政府提出的引渡手续申请，至今为止韩国警方还未从她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由于全先生和崔小姐两个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且全先生的父亲大力主张儿子只是像此前那样选择了暂时隐居，并要求警方和媒体不得曝光儿子的相貌和姓名，所以釜山警方至今仍无法立案，只能将这起案件视作一般的失踪案，也没有搜索调查相关人证的权限。

媒体在报导了一段时间后，也渐渐失去了继续追踪此案的热情，毕竟当事人的父亲都说了没事，还要求他们不要报道。

这起失踪案里男方的家人一个劲的说没有问题，还不许电视台曝光儿子的相貌(要找到失踪者媒体曝光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而女方的家人此刻在做什么呢?他们找到了全先生的父亲，质问他为什么放弃找人，并对他前后态度的转变提出了疑问，认为他隐瞒了一些事实，但全先生的父亲拒绝回答一切疑问，两家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崔小姐的母亲坚信女儿还在世，并希望她看到节目能早些回家。

此外，2016年9月，也就是夫妻俩失踪四个月后，一位医院的护士向警方报案说有人试图使用崔小姐的身份信息要求医院开具一些抗抑郁的药物，当她在核对信息的时候才发现崔小姐是已经标为失踪的人物。

警方立即调用了监控摄像头，发现来开药的人居然是全先生的父亲，但他很淡然的表示他之所以来询问药物的事情并不是他找到了儿媳妇，而是他的一个亲戚也得了抑郁症，想请他帮忙看看医院里有没有这些类型的药。警察虽然觉得全先生的父亲非常可疑，但也没有证据可以做出控告，只能不了了之。

这起失踪案的过程差不多就这些，韩国警方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这对夫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