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苏联解体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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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他刚刚去世的一段时间里,苏共没有确定新的领袖。大家都是跟着斯大林工作的,谁也没有说一不二的威望。在三月的第一轮权力斗争中,首先出牌的是贝利亚。贝利亚倚重内务部,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改革。首先是在司法领域,缩小内务部权力,把劳改局移交司法部,把生产经营单位移交相关部委,限制国安部和内务部“特委会”权力,平反冤假错案,健全法制,严禁刑讯逼供,大赦天下,释放120万囚犯;其次是在民族事务领域,调离少数民族地区的俄罗斯族干部,增加当地民族干部,落实少数民族权利;再次在外交领域,提议修复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倡导在德国问题上向西方国家让步。

贝利亚推行的这些政策,属于修正斯大林原有的路线方针,通过缓和内外紧张气氛去树立自己的权威。自然而然,他表现出要逐步揭露“个人崇拜”。乍一看,他的主张都是加强民主法制、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好主意。但是,他的改革却遭到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大多数人的抵制。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主席团委员们在当年的“大清洗”中“业绩斐然”,虽然内务部是“大清洗”的急先锋,但其他人的双手也是沾满鲜血,对领导、同事、部下、战友、朋友下的毒手数不胜数。其中,“近卫军”的元老们罪行最重。比如,卡冈诺维奇屠杀党务干部,莫洛托夫屠杀经济部门和外交部门的干部,伏罗希洛夫屠杀军队干部。他们三个人的罪行和内务部三任部长(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不相上下,在不少千人以上规模的冤假错案中是共犯。

大家可能要问了,内务部既然制造的冤假错案最多,那内务部长贝利亚为什么要带头平反冤假错案?是这样,贝利亚只会平反亚戈达、叶若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日丹诺夫等人制造的冤假错案。他将利用手中的权力保证自己制造的冤案不被平反,而通过平反其他人制造的冤案达到打击政敌的目的。这可不是瞎猜,赫鲁晓夫后来就是这么干的。

贝利亚的想法连不才在下都能猜到,主席团那帮沉浮多年的高级政客会想不到?好吧,既然你贝利亚不让大伙跟着斯大林的旗帜走,那大伙就让你跟着斯大林走,去另外一个世界。1953年6月中旬,赫鲁晓夫带头串联,准备发动罢黜贝利亚的政变。很快形成了以他和马林科夫为中心的“倒贝集团”,在取得军队方面的支持后,6月26日,贝利亚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当场逮捕。(〔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吉力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0-86页)12月,贝利亚被秘密枪决。

由于在罢黜贝利亚的行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不过,他并没有因此确立领袖地位。贝利亚下台后,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提议加强集体领导。很快,双方在农业问题上掐起来,马林科夫主张通过对农庄和农户实施物质利益刺激来增加农业产量,赫鲁晓夫主张通过大规模垦荒来增加农业产量。眼瞅着党政两个系统的负责同志吵起来,主席团委员们乐了,做了一个非常搞笑的决定:任用马林科夫的老部下,去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

哈萨克共和国是苏联在中亚最大的加盟国。1953年,哈萨克的垦荒工作停滞不前,主席团决定派马林科夫的老部下波诺马连科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主持哈萨克的垦荒工作。赫鲁晓夫不放心,找来勃列日涅夫担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二书记,去“协助领导”哈萨克的垦荒工作。

1954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上任,迅速从当地党务部门、农业部门、科技部门组织精干力量研究部署垦荒事宜。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就垦荒做出的一系列决议成了哈萨克领导人的“尚方宝剑”。大规模开垦荒地需要大量现代化农机设备,在这方面中央对哈萨克格外慷慨。1954年6月,赫鲁晓夫到哈萨克视察,现场督办垦荒事宜,使哈萨克官民再次掀起垦荒运动高潮。大家本着“人定胜天”的信念艰苦创业,不久就有了回报。

1954年秋收之后,《真理报》在10月27日发布新闻:哈萨克上缴国家2.31亿普特(1普特≈16.38千克)商品粮,库存1400万普特,仅库存一项就比近5年的库存都多。(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87页)垦荒事业在哈萨克取得了巨大胜利,全国范围内的垦荒事业也是捷报频传,有力地提高了赫鲁晓夫的威信。

1955年2月,赫鲁晓夫借平反“列宁格勒案件”指责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同谋。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马林科夫只好主动辞去总理职务,改任副总理。接任总理的布尔加宁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由朱可夫接任。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一样,是卫国战争之前的经济技术官僚,战争中活跃于政界和军界,却均未担任过军事主官。战后,斯大林需要压制军队的势力,于是对一些将帅削职夺权(比如朱可夫),选择布尔加宁这样一位文官担任国防部长,并通过他来控制军队。赫鲁晓夫擢升朱可夫升任国防部长也是为了借助战功卓著的元帅来争取军心、控制军队,另外隐含着酬谢他在逮捕贝利亚的政变中支持过自己。

马林科夫终于辞职了。表面上看,他的辞职是受到“列宁格勒案件”平反的冲击,实质上还是主席团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他的执政理念导致的必然事件。马林科夫当上总理后,着手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改革农业生产体制、平反冤假错案、对西方缓和,和贝利亚一样,他也得罪了斯大林的“近卫军”。无论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无论谁成为领袖,“近卫军”的元老们都会不服气。所以他们三人都必将通过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来打击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

历史已经证明,赫鲁晓夫玩弄权术胜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他棋高一着,先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使元老们警惕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先后实施的改革政策,最终借助他们的力量先后扳倒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时,不动声色地提拔自己的干部。1955年3月,哈萨克共产党发生重大人事变动,第一书记波诺马连科被解除了职务,调任苏联驻波兰大使,勃列日涅夫升任第一书记(代理,当年8月转正)。

1956年2月,勃列日涅夫率领哈萨克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被选举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分管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早在1955年3月担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就已经开始参与领导苏联航天工业。1955年6月,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在哈萨克共和国克孜勒奥尔达州破土动工,于1957年5月1日建成投入使用。

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举世闻名,在世界十大航天器发射场名列第三,其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科研价值至今享誉全球。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冷战结束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归属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仍然不肯放手,每年向哈萨克斯坦支付1.15亿美元的租金获取独有的使用权,租用期至2050年。拜科努尔航天中心至今仍是俄罗斯发射载人飞船的唯一基地,苏联解体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担负着俄罗斯航天发射任务的70%。

苏共二十大会期最后一天夜里,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生前破坏法制、制造冤案、残害干部群众、欺压兄弟党、卫国战争指挥失误等一系列罪恶行径进行批判。秘密报告顿时引起苏联政坛的混乱:一股暗流蠢蠢欲动,他们要团结起来推翻赫鲁晓夫,维护斯大林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自己身居高位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还有一股暗流蠢蠢欲动,他们要开创自己的时代,终结斯大林主义的恶劣影响。

1957年6月,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为首的包括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等主席团委员在内的“倒赫集团”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议罢免赫鲁晓夫,取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落实集体领导。经举手表决,主席团的11名委员以7比4通过了罢免赫鲁晓夫的决定。

赫鲁晓夫拒绝服从,他提出:自己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的第一书记,罢免需经过中央委员会全体表决,主席团无权罢免自己。就在这时,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出动空军的飞机从全国各地接来中央委员,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科兹洛夫等一大批中央委员要求紧急召开中央全会。经过投票表决,全会否决了罢免赫鲁晓夫的提议,并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三人定为“反党集团”,将他们三人开除出主席团。勃列日涅夫等主席团候补委员递补为主席团委员(〔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吉力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0-86页)。就这样,时年51岁的勃列日涅夫正式进入苏联最高领导层。

在1953年3月至1957年6月的一系列权力斗争中,赫鲁晓夫赢得了最终的胜利。1957年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充分显示了人心向背。大家再也不想回到“大清洗”的恐怖年代了,再也忍受不了“大清洗”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忝居高位、阻挠改革。

朱可夫元帅在1953年和1957年的两次六月政变中表现出他在军队中的惊人号召力,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是军队不能干涉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朱可夫元帅为人正直,从不隐瞒自己对苏军政工制度的不同意见,给人留下了“枪指挥党”的口实。1957年10月,朱可夫出访南斯拉夫,赫鲁晓夫趁此机会,提议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改善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定,解除了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任命自己在卫国战争时期的老部下马林诺夫斯基继任国防部长。

赫鲁晓夫收揽军权之际,勃列日涅夫在职责范围内的航天工业领域为赫鲁晓夫带去了好消息。1957年10月4日,苏联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个月后,苏联的第二颗卫星又被送上了太空。与前一次不同的是,此次发射搭载了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这是为下一步发射载人航天器进入宇宙空间做准备。

1958年3月,布尔加宁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赫鲁晓夫接任总理。至此,赫鲁晓夫实现大权独揽。此后,赫鲁晓夫继续清扫反对过他的高级干部,无意间竟冲击了勃列日涅夫。1960年5月,伏罗希洛夫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赫鲁晓夫指定勃列日涅夫接任,同时免去他的中央书记职务。

很多人好奇,勃列日涅夫受赫鲁晓夫提拔重用二十多年,为什么最后还是要造他的反。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这次被赋予闲职使他对赫鲁晓夫产生了怨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缺乏实权,是个闲职。可是,这一年的勃列日涅夫才54岁!

1961年4月12日,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载人飞船,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出发进入太空,成为人类进入太空的第一人。4月14日,已经荣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为加加林佩带上一枚列宁勋章和一枚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代表国家表彰他的功绩。

就勃列日涅夫个人而言,他分管航天工作这几年,苏联航天事业突飞猛进、接连取得重大成果、在多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这使他对航天工业产生了极大的偏好。在后来当政的18年中,他一直特别重视苏联在这一领域与美国的竞争,为此不惜一切代价,终将苏联拖入军备竞赛的漩涡。

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斯大林死后最初几年的政治经济改革使得苏联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苏联的大国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切使得赫鲁晓夫野心逐渐膨胀,开始寻求自己从政道路的更高“巅峰”。

1957年以后,赫鲁晓夫昏招频出,令国际国内人士大跌眼镜。1957年下令在全国各地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把隶属于中央的企业交给地方管辖,扩大各加盟国职权。结果,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国家经济陷入混乱。1958年下令改组拖拉机站,将大型机器卖给集体农庄,使农庄和农民负担急剧增大,濒临破产。1959年掀起“玉米运动”,违背苏联自然地理条件,推广种植玉米,结果造成粮食总产量减产。

赫鲁晓夫内政受挫的同时外交丑闻也不少。1958年挑起第二次柏林危机,在美英法三国的强硬态度下虎头蛇尾,使苏联在国际社会威望受损。1959年与中共发生争论,为日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埋下引线。1960年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脱下皮鞋敲打桌子,扰乱会场秩序,在国际上传为笑柄。1961年修建柏林墙,制造第三次柏林危机,将世界拖入新一轮军备竞赛高潮。

1961年,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主持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增加了“为体现党的领导机关经常更换成员的原则,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主席团委员最多只能连任三届;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成员在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1/3”(〔俄〕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吉力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97页)的内容。这意味着高级干部们无法终生掌权。这还了得?1957年6月,大家风尘仆仆地拥护你打倒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他们,就是不想回到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现在,你要用选票对大家“大清洗”,谁还为你打工?

1962年7月,赫鲁晓夫挑起古巴导弹危机,最终的结果是又一次对美国让步。苏联再次颜面尽失。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下令拆分地方党组织,建立所谓的“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致使地方官员的权力一分为二,行政管理也陷入混乱。加上赫鲁晓夫连年裁军,削减克格勃职能,导致军警部门对其十分不满。这些不满意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意,外交部的不满意,尤其是中央高官和地方官员的不满意加在一块,终于酿成了一场新的、旨在推翻他的政变。

第四节:十月政变

1963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突发脑溢血,丧失工作能力,住进医院。科兹洛夫全名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1908年生于梁赞,18岁入党。科兹洛夫学历出众,1928年至1936年先后在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普列汉诺夫列宁格勒国立矿业学院和列宁格勒加里宁工业学院完成政治、工矿和冶金专业学业。1936年至1944年,科兹洛夫在军工城市伊热夫斯克工作,当过教师、工人、厂委书记,32岁升任该市市

委书记。1944年,科兹洛夫进入中央组织部工作,1947年升任古比雪夫州州委第二书记。

科兹洛夫的崛起受益于1949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当时,列宁格勒大量本地干部被清洗。科兹洛夫1949年奉调列宁格勒,之后几年历任市委书记、州委书记,1953年升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年仅45岁。在1957年的六月政变中,他和谢罗夫等人率先冲击苏共中央主席团,坚决支持赫鲁晓夫,赢得了赫鲁晓夫的充分信任,随后晋升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此后,赫鲁晓夫把科兹洛夫作为接班人培养(吴伟:《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不断提高其威望,先后任命他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常务副总理)和主持书记处工作的中央书记(第二书记)。可惜,突发的脑溢血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却成就了另一个人,那就是时任苏联国家元首的勃列日涅夫。

当时的勃列日涅夫虽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但没有兼任中央书记,权势远不如1956年。科兹洛夫病休后,赫鲁晓夫不得不对接班人问题作出重新安排,将勃列日涅夫和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同时调入中央书记处,担任中央书记。同时免除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由米高扬接任。根据赫鲁晓夫的安排,勃列日涅夫主持书记处工作,波德戈尔内主管组织人事工作。

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扩大了“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增加监察外交部、军队、克格勃和警察机关的职能。这就意味着监委会主席谢列平可以监察苏联陆海空三军和火箭部队,克格勃国内外特工和全体边防军、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和全国各地的警察,权力几乎赶超当年贝利亚的内务部。加上时任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是谢列平的老部下兼好友,克格勃也成了他权力的后花园。谢列平这位主席团候补委员的权力几乎大过了所有的主席团委员。

尽管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赫鲁晓夫亲手提拔的,但是,赫鲁晓夫主导的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章规定:“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这一规定严重伤害了这些人长期坐江山的愿望。大家普遍担心被随时召开的党代会选下台。那么问题来了,怎样保住自己的职务?很简单,搞掉赫鲁晓夫!

有人得意,必然有人失意。时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伊格纳托夫就属于失意者。伊格纳托夫和科兹洛夫一样,是1957年六月政变中赫鲁晓夫的功臣,政变后荣升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谁曾想,他却成为新党章的第一个牺牲品。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伊格纳托夫落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由此心怀不满,不久便和勃列日涅夫等人组成“倒赫集团”,展开了密谋政变的行动。

行动分工是这样的: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经常有事没事地找高级干部谈话,试探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争取苏共中央委员们的支持(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谢列平负责监控全国政治形势动向,排除干扰倒赫行动的一切不利因素;谢米恰斯内负责调整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和中央领导人的通讯联络,保障政变顺利进行;伊格纳托夫前往乌克兰,挑起了更关键的任务。

和往年一样,1964年7、8月间,苏联党政军高级干部纷纷来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享受一年一度的带薪休假。伊格纳托夫也来到克里米亚,和时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汇合,四下串联,拉拢正在休假的中央委员们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罢黜赫鲁晓夫。

谢列斯特全名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是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的亲信。波德戈尔内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时,谢列斯特先后担任基辅州委第一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德戈尔内被提拔到莫斯科后,谢列斯特升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作为赫鲁晓夫权力发源地乌克兰的最高领导,波德戈尔内和谢列斯特很重视争取乌克兰高级干部们的支持,以求全面摧毁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权力基础。

眼瞅着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莫斯科频繁活动,伊格纳托夫和谢列斯特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秘密拉队伍,按说加上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的秘密监控手段,政变准备工作应该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曾想,事情还是败露了。

1964年9月初的一天,伊格纳托夫的警卫队长加柳科夫秘密会见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向他透露伊格纳托夫近期经常与各州委书记私下谈话,并且不定期地和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打电话,言语中多次提到“十一月”(谢尔盖·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内幕》,述弢译,2007年,东方出版社,第106页)。谢尔盖半信半疑,立刻将这事告诉父亲。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完全不相信他们敢这么做,反而在9月底去到克里米亚的皮聪大海滩休假。

克格勃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政变者决定加快脚步,提前动手。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后,勃列日涅夫找到苏斯洛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争取他对政变的支持。苏斯洛夫稍显迟疑,但仍然表示了支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四分册,第10页)。

10月初,勃列日涅夫出国访问,谢米恰斯内等人找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希望他和苏联部长会议能够支持政变。柯西金反问克格勃是什么态度,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表示同意(述弢:《克宫内幕——苏联的神话与现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0月12日,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会议作出决议:第一、通知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参加定于10月1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二、撤回赫鲁晓夫1964年7月18日提出的下发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农业向集约化过渡的领导问题的意见书》;第三、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召到莫斯科听取主席团的有关报告。三条决议都暗藏杀机,第一条是告诉赫鲁晓夫我们要废了你,第二条是告诉地方党组织我们要废了赫鲁晓夫的政策,第三条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废了赫鲁晓夫。

10月12日,赫鲁晓夫接到苏斯洛夫的电话,要他回来参加有关“农业改革”的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听了火冒三丈,断然拒绝。因为原定会期是11月,主席团竟敢在他不在首都的情况下擅自改了时间。苏斯洛夫表示,如果赫鲁晓夫不返回,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

赫鲁晓夫这才反应过来情况有些不对,猛地想起了儿子告诉他的那场预谋。但他还是不愿相信,自己亲手提拔的部下们会对自己下手。而且,他也不相信,平时对自己毕恭毕敬的部下们有勇气、有能力罢黜自己。

他忘了,他是怎样对待对他关爱有加的老领导卡冈诺维奇。

他也忘了,他曾经对斯大林多么的毕恭毕敬,又怎样在斯大林死后诋毁他。

10月13日早晨,赫鲁晓夫被迫乘飞机返回莫斯科。他没有带一兵一卒,因为他已经无法调动军队,军队已经倒向中央主席团。在从皮聪大海滩去机场的公路上,连他的儿子谢尔盖都看得出来,“送行”的将军们是在监视他们父子。不知此时的赫鲁晓夫是否会想起七年前为他挺身而出又被他恩将仇报的朱可夫元帅。如果他在,军队还会失控么?

10月13日下午,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多名委员发言批评赫鲁晓夫野蛮粗暴、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和他执政后期糟糕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的几次辩解都被打断,只好故伎重演,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举行表决。勃列日涅夫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主席团也没有谁希望赫鲁晓夫再一次翻盘。

10月13日晚上,赫鲁晓夫用已经被监听的电话打给米高扬,“我放弃了,随便他们吧。”克格勃立刻把监听的内容告诉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随后下令,通知已经来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们,在10月14日召开中央全会。

14日的中央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决定今后禁止同一人同时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加强集体领导,防止再度出现个人专断。

1964年的十月政变是苏联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整个政变过程中,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军队没有一兵一卒的调动,也没有兵变,克格勃和警察机关也没有逮捕一个人,更没有制造所谓的“反革命集团”“间谍份子”和“反党集团”。党内和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和质疑就接受了最高领导人的变更。一个明显的例证是,1964年10月19日,苏联“上升”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党和政府在莫斯科为三位航天员举行欢迎仪式。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上台之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赢得了首都群众和党政军高级干部的热烈掌声和欢呼。仿佛谁也不在意主席台少了个赫鲁晓夫。

然而,时至今日,围绕“到底是谁组织了十月政变”和“勃列日涅夫是作为‘平衡木’式的过渡人物还是众望所归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依然充满争议。很多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智力平庸,胆小懦弱,没有显著的政绩军功,不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去组织这样一场政变。他只是个打酱油的,大家推举他当第一书记是各派势力相互妥协、维持平衡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罗列过以下几条论据:

第一,赫鲁晓夫从来没有看中勃列日涅夫,没有想过把他当接班人培养,1960年就让正值盛年(54岁)的勃列日涅夫去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个闲职。这一似乎让他提前养老的决定极大地损害了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威信。

第二,党内高层人才济济,柯西金是经济专家,在经济界和政界有崇高威望;苏斯洛夫是党内元老,理论知识丰富,控制着党内的所有宣传机构;谢列平年富力强,掌控党和政府的监察机构,还有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支持,权力基础深厚;波德戈尔内主管组织人事工作,掌握干部任免权,不可小觑。他们都比勃列日涅夫更适合担任第一书记。

第三,政变过程中,负责给赫鲁晓夫打电话的是苏斯洛夫;在中央委员们的休假地密谋串联的是伊格纳托夫和谢列斯特;监控军警宪特等强力部门的是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而直到发起政变的前一天(1964年10月11日),勃列日涅夫还在民主德国访问,对发动政变根本没有下定决心。(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44页)

第四,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守成有余,开拓不足。以其才能不似能组织政变推翻赫鲁晓夫。如此平庸之人当上第一书记简直就是傻人有傻福。

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种观点是:勃列日涅夫当选第一书记是众望所归。他在多个行业和加盟国工作过,有党组织、工农业、国防工业和军队的多种工作经历,适合担任第一书记领导全面工作。这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

而且,认为勃列日涅夫是“酱油党”的史学家所引用的言论多半是格·阿·阿尔巴托夫和费·米·布尔拉茨基等人的著述。两人都是苏联时期的高级学者,代表作分别是《知情者的见证》和《领袖与谋士》。他们当时的职务只是幕僚式的文人学者,根本不可能接触到政变者的核心机密,所言多半是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断。

另外,我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普遍不高。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我国最高领导层曾对苏联政局作过一系列讨论。

在1964年11月7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对苏联领导层作出了“惶惶无主”的评价。对此,刘少奇说:“1960年81党会议后,我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一路陪我,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到明斯克,到伊尔库茨克。一路上他给我总的印象是,这个人是一个平庸的人,不是一个办大事、成大业的人。在火车上也好,在宴会上也好,在日常接触中也好,他跟我谈话翻来覆去就是一些老话、官腔,没有什么新鲜的语言,连开玩笑都说不上。但也可能是伪装的。他的毕恭毕敬给人以虚伪的印象。”(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59页)

毛泽东问前往参加196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的中国代表团同志:“你们看苏共这次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主要是什么人?现在的苏共领导,什么人是主要角色?”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名义上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书记,但看起来他似乎不是最后拍板的人。在会谈过程中间,对许多事情,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没有明确的态度。很难说他就是核心人物。”(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81页)

除此以外,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将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我国干部群众更加把他和赫鲁晓夫归为一类,对他的才能评价绝少有好话。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政变核心人物、时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谢列斯特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在退出政坛后都写了回忆录,各自都提过是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首先发起“倒赫行动”(述弢:《克宫内幕——苏联的神话与现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6-157页),经常找人谈话,以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为话题争取党内高官们的支持。鉴于他俩后来都被勃列日涅夫赶出政治舞台,不可能为了给勃列日涅夫说好话去撒谎,所言应当是实情。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内各派斗争中,政治立场较为中立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变期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的沃罗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亲自在中央委员名单每个名字后面画上加号(愿意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支持他的)和减号,对每个人都搞个别谈话。”(述弢:《克宫内幕——苏联的神话与现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9页)

由此可以初步判定,最早准备发起倒赫政变的就是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儿子撰写的《赫鲁晓夫下台内幕》书中提到,告密者加柳科夫告诉他,伊格纳托夫经常与各州委书记私下谈话,并且不定期地和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打电话,言语中多次提到“十一月”(谢尔盖·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内幕》,述弢译,2007年,东方出版社,第106页)。这就说明,伊格纳托夫只向他俩汇报情况,而不是向谢列平或者其他人,整个政变至少是以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为核心。而从他俩的职务排名来分析,勃列日涅夫更有可能是一号组织者。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组织了这场政变。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是不是众望所归”。

参与政变的几位主席团委员中,资历最老的是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在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首屈一指。政变当天,连勃列日涅夫都不敢和赫鲁晓夫打电话,是苏斯洛夫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把赫鲁晓夫喊回莫斯科,可谓首功一件。但是,他却没有当上第一书记,很多人认为是他清教徒的性格不愿意摄取最高权力。史实真的如此么?

苏斯洛夫是完全靠笔杆子吃饭的,没有经济方面的工作经历,也没有自己的小团体。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克格勃的支持,手下没有一帮懂经济的部下,根本不可能成为党的领袖,至少党内高官们不会相信他有能力治理好那么大一个国家。

波德戈尔内在政变中和勃列日涅夫一起四处找人谈话,拉起政变的队伍,算得上功勋卓著。但在他的履历上,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乌克兰学习和工作,和苏斯洛夫一样没有军队和克格勃的工作经历。况且,波德戈尔内1963年6月才调到中央工作,与党内其他高级干部相比,他就是个地方领导,不具备统领全国的资格。

再说柯西金,虽然他是当时主席团委员中最懂经济的人,但他是大家默许的总理人选,除了他没人能够总览工农业生产、财政收支和计划统筹,要他当第一书记就更不可能了。

至于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和伊格纳托夫,无论他们为政变做出多大的贡献,都不可能选他们当第一书记。他们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不具备当选第一书记的资格。

最后说说勃列日涅夫,他在乌克兰先后领导过农业、工业和市政建设,卫国战争期间参加过西南方向的部分战役,战后领导过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两个加盟国,中间还在国防部当过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在书记处领导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还当过国家元首。从工作经历来看十分全面,相对其他人出任第一书记更胜一筹。

再说一个关键性问题,这次政变看似不像1953年和1957年的那两次六月政变,没有出现军队将帅们的身影。然而,事实会如此反常吗?搞政变难道真的不需要考虑军队的态度?

时任苏联国防部长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格列奇科元帅,总参谋长是比留佐夫元帅。他们都来自卫国战争的西南战场。托赫鲁晓夫的福,赫鲁晓夫主政期间提拔的军方高级将领都是当年他在西南战线的老部下,也就是当时的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老上级。以将帅们的性格,是会拥护只会摇笔杆子的苏斯洛夫,还是拥护从未上过战场的波德戈尔内?是拥护卫国战争时期才二十出头的年轻团委书记谢列平同志,还是拥护跟着自己从高加索山区打出国门的老部下勃列日涅夫?

答案不言自明。

最最后还有一点,现实生活中有一种最可怕的人。他们善于装糊涂,时不时就向对手暴露自己的犹豫与懦弱,常常显示自己的笨拙和平庸,却总在关键时候快招狠招频出,打得对手措手不及,毫无招架之力。这一类人比那些锋芒毕露的人、自以为是的人、独断专行的人不知道要恐怖多少倍。

勃列日涅夫是哪种人历史已经给出了证明,首先了解他是哪种人的就是他发动政变时的那些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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