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跟着我，孩子可以得到更多的陪伴和情感支持。”

“这对一个未成年男孩的成长，比物质条件更重要。”

法官点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

“被告，你对抚养权有什么意见？”

温舒然站起来，嗓子眼滚动了一下。

“法官，我承认，这些年我在陪伴儿子这件事上做得不够。”

“但我一直在努力挣钱，就是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

“我有稳定的高收入，有资源和能力，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

“我可以给他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师资、最开阔的视野。”

“原告虽然现在也有收入，但这三年才刚起步，能不能持续下去，是未知数。”

“我不否认他在带孩子方面付出了很多。”

“可抚养权问题，不能只看谁付出得多，还要看谁能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我愿意承担主要抚养责任，也会尽量在工作和陪伴之间做出调整。”

“请法官综合考虑。”

她说完，又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情绪复杂得很。

有愧疚，有不甘，也有一种近乎焦躁的执拗。

像是非要赢下这局，哪怕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

庭审继续。

双方律师开始按流程举证、质证。

谢律师把我整理好的“十二年家务与育儿记录”打印成册，一本本递上去。

每一本都用不同颜色的封皮区分。

绿色的是孩子的成长记录。

蓝色的是家庭日常支出记账本。

黄色的是就医记录和陪护证明。

法官翻得很认真。

翻到一页医院急诊记录，忽然抬头问我。

“这次是凌晨两点送医？”

“是。”我回答。

“那时候孩子高烧抽搐，我一个人抱着他打车去的。”

“被告当时在哪儿？”

法官转向温舒然。

她愣了两秒，才挤出一句：

“在外地出差。”

“能提供当时出差的相关证明吗？”法官问她的律师。

律师点头：“可以，会后我们补交。”

法官又看向我。

“类似这样的情况，有多少次？”

我微微抿唇。

“具体次数我没数过。”

“但就我印象里，凌晨挂急诊至少有五次。”

“每一次，都是我一个人。”

“孩子发烧、咳嗽、拉肚子，都是我守在病床边。”

“她工作忙，能理解。”

“可如果现在要拿孩子来比谁更重要，我只能说，我见过他每一滴眼泪。”

“而她见过的，大多是朋友圈里晒出的笑脸。”

这句话说出口，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重。

法庭上一阵短暂的安静。

连书记员抬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有一瞬同情。

温舒然动了动嘴唇，像是想反驳，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的律师打了个圆场。

“法官，这里涉及的是生活方式和家庭分工的差异。”

“不能因为一方承担了更多家务，就否认另一方的母爱。”

“被告虽然因为工作原因，陪伴时间相对较少。”

“但这不代表她不关心孩子。”

“她通过物质供给和教育规划，为孩子的未来投入了大量资源。”

“希望法官能全面权衡，而不是只看单一维度。”

法官点点头。

“双方观点我都听到了。”

“抚养权问题，最终会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条件、照顾能力、生活环境、父母品行等。”

“今天先把证据交换和主要事实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