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姑姑家，表姐第一句话是：“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那晚，我发高烧。

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用湿毛巾敷我的额头。

睁开眼，是姑父。

他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喝了。”

我顺从地喝下去，苦得直皱眉。

姑父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糖，剥开塞进我嘴里。

甜味在舌尖化开，冲淡了苦涩。

“睡吧。”他说完，替我掖好被角。

从那以后，姑父偶尔会给我带小东西：

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一个作业本。

都是不起眼的小物件，却是我灰暗生活中的光。

姑姑发现了，很不高兴：“有钱没处花是吧？自家孩子不管，管外人。”

姑父闷头吃饭，不吭声。

但下次，他依然会带。

七岁，该上学了。

姑姑不同意：“女娃读什么书，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姑父第一次反驳她：“现在义务教育，不让孩子上学要罚款。”

两人吵了一架。

最后姑姑妥协了，但条件是家里的活一样不能少干。

开学第一天，我没有新书包，用姑父的旧帆布包改了一个。

没有铅笔盒，用牛皮纸折了一个。

同学们都有父母送来上学，我一个人走半小时路到村小。

放学还要跑着回家，赶在姑姑下工前喂鸡煮饭。

但我很快乐。读书让我暂时忘记自己的处境。

老师姓李，很年轻。

她注意到我总是最后一个交学费，衣服也总是偏大，特意找我谈话。

“陈浮光，家里有什么困难吗？”

我摇头。

她摸摸我的头：“有困难就跟老师说。”

期中答案，我考了双百分。

李老师当着全班表扬我，还奖励我一本崭新的笔记本。

我舍不得用，藏在枕头底下，每晚摸一摸。

在姑姑家，我学会了察言观色。

姑姑心情好时，会多给我一点菜；心情不好时，我尽量降低存在感。

表哥们对我视而不见，只有需要跑腿的时候才会叫我。

表姐则把我当作竞争对手。

每次答案比我低分，她就会撕我的作业本，我告状，姑姑总说：“她是你姐，让着点。”

对我最好的是姑父。

他依然沉默寡言，但会偷偷检查我的作业，用粗糙的手指指着错别字：“这里，改改。”

八岁那年冬天，特别冷。

我的棉袄是表姐穿小的，袖口短了一截，手腕冻得通红。

姑父看见，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他带回一件红色的新棉袄。

姑姑炸了：“有钱烧的！她配穿新的吗？”

“反季打折，便宜。”姑父说。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件新衣服。

我穿上它，在镜子前转了又转。原来我穿红色这么好看。

表姐嫉妒，故意用墨水泼我。

红棉袄染上一大片黑。我心疼得直哭，姑父用汽油一点点擦干净。

“别哭了，还能穿。”他说。

那一刻，我好想叫他一声“爸爸”。

但我没有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