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贝小声嘀咕：“这老头好像是天云大学哲学系的苏教授，应该就是我们庭长张鹤峰的博导了，就这素质还当导师呢?”

陈法官踌躇不语，默默地又开始往下走。

昏暗之间，那保姆的脸，业主激烈的言辞、圆睁的怒目，一遍遍在我眼前浮现，又想想那教授的话，我的内心有一丝丝动摇了。

“陈法官，现在来看，这个高空抛物的法条，确实有问题啊。从逻辑上来看，肯定只是其中某一户扔的，而剩下这四十几户，都是被冤枉的。

“明明知道他们没做，还非要让他们赔，难道就因为找不到那一个坏人，就让所有人跟着倒霉吗?这不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吗?”

我还是忍不住跟陈法官说出了心里的疑问。

这种想法还真不是一时兴起，在学校第一次学这个法条的时候，就觉得很别扭。

这既不符合侵权责任的处置原则，更不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连最基本的权责对等都不是，为什么在如此严谨的《民法典》里会出现这么另类的一条?

陈法官顶着疲倦的脸，看着我的眼睛问我：“你怕不怕?”

“嗯?怕什么?”我更懵了。

“怕以后你也成为高空抛物的受害人?”

只听见“啪”的一声轻响，回头一看，原来是尹贝把她的凉手放我脖子上了，一阵凉意从脖颈传来。她一本正经道：“你不能光站在被告角度想问题啊，多想想受害者。”

我想起卷宗里的血腥现场，不寒而栗，也瞬间明白了这条法规的深意。

“没错，先去看看原告和她的家属吧，我想看完了可能你会有新的理解，不然做着自己都不认可的事儿，也挺难受。”

陈法官随即补充道：“下午调查开展得不是很顺，而且好些业主这会在上班。我们晚些再来吧。”

于是三人起身前往医院。

原告林云云，就是这起案件中受伤最轻的那个妈妈。

在医院长凳上见到她的时候，她看起来像个“疯婆子”，披头散发、嘴唇惨白，双眼红肿布满血丝，走起路来轻飘飘的。

从案发到现在一个多月时间，她几乎全程都在医院陪护。1岁的儿子开胸、断指手术，29岁的丈夫断耳再植手术，婆婆开颅手术，哪一个都不轻松。

儿科、内科、外科、住院部，她来回折腾，垫付的各项医药费已经超过100万，可每天还在以5000-6000元的速度消耗，保险赔付杯水车薪，能借的亲属全都借了一遍。

她儿子手术还算顺利，毕竟小孩子恢复快，但也会留下终身的疤痕。

她丈夫耳朵再植，因为耽误时间长，手术不是很成功，有感染并发症，目前还得在住院部做一级护理。受伤最严重的婆婆至今还躺在重症监护室，昏迷着。

林云云用嘶哑的嗓音说着：“我不是这个小区的业主，是隔壁还建房的。我们小区路面人车不分流，绿化也不好，所以偶尔会推着宝宝来旁边小区散步。没想到……占这点小便宜……哎。”

不一会儿她抽噎了起来，但只闻哭声，不见泪水，想是早已流干了。

我想安慰，可好几次话到嘴边又给咽了回去。

她看着我们三个“法官”，有些拘谨：“法官，是不是案子出什么差错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我的代理人是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愿意帮我免费代理。被告人选和赔偿金额都是他给我的建议。”

她很委屈地看着我们，小心翼翼地问：“你们今天来是不是因为我又做错了什么?”

听到她问“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我心里一阵钻心的剧痛，这种自我归因的问法是典型的“幸存者综合征”的表现。

在重大创伤事件中，幸存者对自己的“幸运”心怀内疚，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结于自己。当一个人陷入到这种内疚的情绪中，会不断地责备自己，进而会产生自我惩罚，甚至自杀。

更让人难过的是，这种幸存者综合征和抑郁症一样，越善良的人越容易得。

看资料，林云云比我也大不了四五岁，一个幸福家庭才刚刚开始，怎么就天降如此横祸，令人惋惜。